Thursday, September 13, 2012

思考醫學



十一年前在古晉,一位剛進行心臟機械瓣膜置換手術的女病患的口服抗凝血劑需要調整劑量,於是開了藥單後我告訴她一個星期後再回來複診。

她用徬徨的眼神戰戰兢兢的對我說不能。我問她為何不能。

她說從古晉回家要用陸路然後乘船再用雙腳走路需要三天半才能夠抵家,如果一個星期複診那麼幾乎是一回家門就要馬不停蹄的趕回來醫院。

一位在偏荒地區沒受教育家徒四壁的窮人,能夠免費接受最先進的治療,這都是一些義務團體和公家醫療系統的功勞。如果沒有他們,她就不可能從遙遠的家裡來到大城市,進而進行心臟手術。這些,都是我們沾沾自喜的成就,也是社會為大家的愛心拍爛手掌的情節,也是更多義務慈善團體的動力。

然而,她的徬徨她的擔憂她的困境讓我不禁深思我們究竟是幫了她還是害了她?

因為,從此她的生活不再一樣。她的病痛需要心臟部門的照料,她的健康再也不能像從前一樣由附近診所裡的護士和醫藥助理給一些藥物來減輕症狀。進行瓣膜置換手術後,她的病歷從此昇華,普通醫師都覺得是一塊太大啃不下的骨頭,總會將她轉診到離開家鄉三天半路程的大城市。

我們讓她多活一些日子,卻也扼殺了她應該享有短暫的正常生活及和家人相處的時光。

我相信,有一天她累了,不想再奔波。到了那一天,她不再複診,不再吃抗凝血劑,那時瓣膜栓塞,她的最後一天是那一天。

也許,如果她沒有動手術,她會活得久一點。肯定的,她會活得快樂一點。

從那天起,我學會的是病患從來就不是生來人人平等,病痛也不會平等的對待每個人。醫師要醫治的是人不是病,故若不能對病患背景有些許了解,就不能給予最恰當的治療方案。

要很多年以後,我才明白,恰當不是最好最先進的。恰當可以是什麼都不做也可以是給予一些老處方甚至是打了折扣的療程,但那可能是帶給病患最有意義的事情。

更多年以後,我才堅信,窮人的病痛和不完善的治療是無法分開的。要改善,只能讓人們沒有那麼窮。

歷史上最偉大的醫師之一,十九世紀的魯道夫·菲爾考 (Rudolf Virchow) 說過:【醫師是窮人天生的保護者,對社會問題應該負上大責任。】

年輕時覺得前一句很有道理,所以有時候我們對病患是越窮越醫,將最昂貴最新穎的都試圖給予他們,對富者總是有點嗤之以鼻。很多年後,才心領後一句,才明白我們應該盡一份力,倘若社會無法將窮人拉出他們的貧困,那麼第一句話用在醫療上幾乎是毫無用處有時候甚至越幫越忙。

而今天我們總是只記得魯道夫·菲爾考在病理學和細胞學上的超級成就,卻忘了他對柏林公共衛生的貢獻,更忘了他曾經是一名和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對著幹的政治家。

結果我們只記得病痛及驗血指數還有造影報告,常常忘了患病的是一個人。

所以有時候我不知道我們到底在醫治些什麼,甚至有時懷疑自己還能如此堅持多久。或許,做一個人,不應該有太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