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24, 2010

土地之子(三)



曾經他們擁有這片土地,如今他們耕耘的卻是別人的土地。縱然他們是土地之子,但是今天他們卻在自己的世界成了變相的奴隸。

今天他們應該很高興,但愿以后他們會永遠高興。今天他們開始站起來,但愿這幾十年的詛咒從這個時刻開始解開。


你的故鄉必是你最忠貞的妻子
你的土壤和上面的風
擁抱著你的眼淚和里面的血

走過多少遍不屬于你的土地
曬過多少別人的太陽
走過就忘掉吧
別人的土地踩不出腳印
太陽不屬于你就不叫太陽

回去親吻
你的土地你的故鄉
你的情人和你的老母親吧
你親吻他們時也親吻了自己

讀著這篇新聞,想起張培仁的老情人,我的眼淚不禁就要掉了下來。



今天應該很高興
作詞:潘源良 作曲:劉以達/黃耀明 演唱:達明一派


鬧市這天 燈影串串
報章說 今天的姿彩媲美當天

用了數天 反覆百遍
我將心聲附加祝福 信箋寫滿

偉業獨自在美洲 很多新打算
瑪莉現活在澳洲 天天溫暖

望望照片 追憶寸寸
某一個熱鬧聖誕夜 重現目前

永達共大傑唱詩 歌聲多醉甜
秀麗伴在樂敏肩 溫馨的臉

多麼多麼的高興
多麼多麼的溫暖
快樂人共並肩
今天應該很高興
今天應該很溫暖
只要願幻想彼此仍在面前

我獨自望舊照片 追憶記往年
我默默地又再寫 彷彿相見

Friday, February 19, 2010

蛇杖的不肖傳人


道德沉淪,人格崩壞,現代醫學開始步入夕陽?奧斯勒剛去世九十一年,我們也即將如聽診器步入歷史陳列在博物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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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刊登于星洲日報,以下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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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診器的昔與今


陪母親去看病,換成病患家屬的角色,坐在候診室等醫生。

醫院里來來往往的醫護人員極多,形形色色有些穿制服,有些沒有穿制服。突發奇想,大眾平時是如何認出一個醫護人員是不是醫生呢?

當然證件上有他們的身份證明,但是如此蠅頭小字還需有千里眼才能看得清。我坐在椅子上看著熙來攘往的員工們,發現最可靠的辨認辦法就是醫生們脖子上掛的那把聽診器。

我想起十多年前在醫學院上課時一群同學很興奮的跑到學院的書店里去買聽診器,那時候縱然雀躍,也不敢貿貿然把這個象徵醫生的器材拿出來招搖過市。醫學院的門戶階級觀念極為嚴格,還沒藝成下山的醫學生如果將聽診器掛在脖子上會被視為大逆不道,故只能夠將它小心的收在白袍的口袋里以免它春光乍泄。

大約兩百年前,有位醫生一邊散步,一邊煩惱著如何進一步檢查女病患的肺部問題。那時候醫生總是將耳朵貼在病患的胸膛上,希望能夠聽清楚由胸腔內傳出來的聲音。 在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男醫生(當時西方沒有女醫生)當然不能將肌膚緊貼在女病人身上。這位法國醫生經過羅浮宮廣場時,看到小孩們在玩著木棍傳聲的游戲。 于是醫生靈光一閃,回到診所卷起一張硬皮紙,將圓筒的一端貼在病人的胸膛下,另一端就聽見聲音清晰的傳入耳朵內,于是聽診器就這樣被發明而粉墨登場了。

上述的傳說一代又一代的口授給醫學生,也許野史的成分多于正史。聽診器的誕生地是在法國巴黎,史載一八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法國臨床醫學大師雷恩內克*首次以紙筒比往前更清晰的聽到心臟傳出來的聲音。之后他繼續發揚光大用了幾年時間不斷觀察和歸納,再不斷改進他最原始聽診器,結果在心臟和肺部的診斷上成了一代大師。

在這之前,醫生診斷病症的手法主要是聆聽病患的症狀,然后靠觀察、觸摸和把脈進行疾病的推測。這些方法不但粗糙不堪,也缺乏客觀性。雷恩內克等法國醫學派除了用老辦法診斷病患,還解剖病患的尸體,以觀察他們的器官和正常的有什么不同。隨著聽診器的應用,雷恩內克記錄下了病患在生時的症狀和聽診時的觀察。在病患往生後再和他們的肺部病變細細比較,結果他歸納了不少肺部病變特有的聲音變化,于是很多病變在病患在生時便得以用聽診器來診斷。

雷恩內克解剖肺部發現死于肺癆的病患肺部出現一些外形獨特的團塊,他正確的指出這是肺癆的特徵,就是結核結節 (tubercle)。通過他的聽診器,雷恩內克得以較早診斷病人患上此病,而不用等到晚期出現的典型症狀,也就是形容枯槁不停的咳血。肺癆,出之希臘文 phthisis,意思是耗損。雷恩內克得以在較早期診斷這些病患時,病人的情況沒有以前那么壞,故他把這個病命名為今天所有人皆知的結核病 (tuberculosis)。今天我們看見的肺結核病患,很少會達到癆病的程度。

聽診器的可貴之處是醫生們現在終于能夠搭起一座橋梁, 從身體的外端聆聽身體內部發出的呼救聲,可以在不動刀不鑽孔的情況下和體內的器官打交道,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發現。今天我們都知道聽診器英文是 stethoscope,這也是雷恩內克為之取名的,希臘文的原意 stethos 就是胸部,而 skopos 則是觀察者。

雷恩內克也將應用聽診器于臨床醫學的這門藝術稱之為 auscultation,這個字眼來自拉丁文 auscultare,意思是很仔細的聆聽。

從雷恩內克的時代開始,兩百年來西方醫學的診斷入門,也就是理學檢查就包含了視、觸、叩和聽這四個診斷步驟。掌握這些步驟是醫學生考試及格的最基本條件,即使到了專科考試,這四個基本步驟還是必考的技巧。

我還記得我們從醫學院畢業那天,大家的興奮也包括了可以光明正大的將聽診器掛在脖子上,不必再像二房小妾一樣偷偷摸摸的將她們藏在口袋里斯人獨憔悴。

可是盛極必衰是亙古不變的道理。八十年后的十九世紀末,德國人倫琴**發現了X-光,往后的幾十年醫學造影越來越進步,再加上心臟超聲波的廣泛應用,醫生脖 子和雙耳上的聽診器在準確性上早就已經被取代了。今天醫生不管聽到肺部還是心臟的噪音,準會再進行進一步的造影或是超聲波檢驗,證實這些體內的器官到底在發生什么樣的病變。聽診器當年在醫學儀器荒蕪時代搭起的體內體外的橋梁,現在已經被更堅固、更廣闊的橋梁取而代之。

今天,醫生脖子上的聽診器依舊是身份的認同。今天,醫生依舊慣性的用聽診器聽聽肺部和心臟傳出來的聲音。不同的是,今天,醫生們再也不需要像兩百年前雷恩內克的時代,那樣仔細的聆聽了。在這方面,聽診器只剩下聽;而仔細的聆聽,慢慢的就會步入歷史,緬懷著聽診器風光的那一個年代。

醫學思想,或者應該說醫學懷舊的感性,永遠追不上醫學儀器的進步。今天的醫學生仍然在苦練視、觸、叩和聽這些基本技巧,雖然在現實里它們的角色已經沒有百多年前那么吃重。聽診器和理 學檢查步驟,就好象科舉年代的八股文,仍是打開醫學大門成為醫生的敲門磚。躍過了龍門,慢慢的這些寒窗十年苦學的知識也就被更新的學問取代了。

再說回雷恩內克,發明了聽診器十年之后,他就逝世了,年方四十五歲。雷恩內克的身體一向都不好,諷刺的是他其實患上的是肺結核,奪走他的性命的也就是這個他深 入研究的疾病。人生有時候就是很無奈的一回事,也是很奇詭的一回事。而以奇詭小說聞名的布拉格大作家卡夫卡***恰恰也是因為肺結核而死的,死時年方四十 一歲。

再過幾十年,當聽診器式微,不知那時候醫生會用什么來當他們的身份辨別和象徵?


*雷恩內克 (René-Théophile-Hyacinthe Laennec,1781-1826)
**倫琴 (Wilhelm Conrad Röntgen,1845 - 1923)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 - 1924)

Monday, February 01, 2010

無法確定的藝術


前些被報館投籃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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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苦短,藝術長存,機會瞬逝,經驗誤導,判斷困難。』
(Life is short, the Art is long, opportunity fleeting, experience delusive, judgement difficult)

這是現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 ca. 460 BC – ca. 370 BC)兩千四百年前對于醫術的形容,藉著《希波克拉提斯格言錄》(Aphorisms) 流傳至今,依然是醫學這門藝術最貼切的定義。

醫學的濫觴是為了撫平人類的苦難,人文關懷是醫學的根本。這百多年來,醫學突飛猛進,人類的壽命固然大幅延長,但是人體也支離破碎的被醫者化約為器官、細胞 和分子。一個血肉之軀,步入醫院之后就被肢解成為一堆數字和影像。古代醫字從巫,“醫”隨著時間變得更科學,但是也漸漸的失去了“巫”的人性。

許爾文•努蘭醫生(Sherwin Nuland)的第一本書《蛇杖的傳人》在我的書架上已經十二個年頭。每隔幾個月,我還是會翻開這本已經泛黃的大塊頭書本,每一次溫故總是會領略一些新知,受益不淺。這本書的原文英語版(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在 1988 年出版,也是努蘭的第一本書,那一年,他 58 歲。

2009 年 4 月,79 歲的努蘭出版了他的新作。八個月后,臺灣時報出版社很快就推出了中文譯本《醫魂》(The Soul of Medicine)。打開這本書之前,我不禁有些激動,擔心努蘭還會有多少歲月繼續書寫。努蘭除了長期醫治病患,這二十年來的書寫生涯,他的筆跡總是帶著濃厚的人文味,但又不流落于風花雪月的無痛呻吟。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之過程,像努蘭這樣的人文醫學作家當然不是空前,卻唯恐不久將會絕后。

一部醫學史,也就是一部人類文明史,因為病痛從開始就和人類的命運糾纏不清。 《蛇杖的傳人》是一本浩瀚的醫學史,努蘭用各個時代的醫學代表人物,從古希臘的希波克拉提斯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南非醫師巴納德(Christiaan Barnard)這位首次進行心臟移植的醫生,帶我們重游時光隧道,讓我們見識現代醫學的演化和進程。我在 1998 年買了這本書,當時覺得深奧難明。後來開始直接接觸生老病死,逐漸領悟努蘭行醫三十載後用文字孕育出來的智慧。這本書成為了我書架上的聖經,每回重讀,還是驚嘆不已。

《醫魂》基本上是醫學小品,努蘭將這本書比喻為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3 – 1400) 的《坎特伯里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與其說是里面的二十一篇文章宛如喬叟說的故事,我傾向將里面的醫生們想象為《坎特伯里故事集》的朝聖著,在醫療這條路上背負十字架,為了這門藝術無怨無悔的走下去。

『對他來說,我是個憂心忡忡的爸爸,而他是唯一能提供我安慰與保證的人。我知道我信任的不是那位不可思議的當紅神經外科醫生(雖然,他的確如此),而是那位既親切又有能力的醫生,他會拿出全部力量帶領我的小寶貝(以及她的父母)安然度過接下來要面對的苦難。』

上面這一段是《醫魂》里的其中一個故事,而那位憂心忡忡的父親其實就是努蘭他自己。當醫生本身或是近親角色掉轉成為躺在病床上的人,他就會恍然明白,醫學除了要是科學,它也一定要是一門人文的藝術。苦難,是人文關懷的搖籃。

2008 年努蘭也出版了一本文字集,書名叫作 "The Uncertain Art",中文翻譯就是《無法確定的藝術》。這本書還沒有中文譯本,但是收錄文章的醫學倫理、生命價值和醫病關系,皆一脈相傳到《醫魂》里。

生命科學在西方科學復興洪流中總是比物理和數學慢了一拍。從伽利略到牛頓,物理為傲的是精準和可預測,但是后來由量子力學導出的不確定性才是物理學真正的主宰。今天醫 學也在重復物理學的腳步,我們自認已經破解了人類的基因密碼,器官和細胞移植以及複制技術讓我們過度膨脹,以為已經掌握了生命的奧妙,開始重復秦始皇長生不老的荒謬及狂妄的夢想。殊不知,生命本來就是一門無法確定,也無法預測的藝術。

科學上的自大,復加物質上的誘惑,醫生是病人最好的守護者這個傳統,已經黯然式微。

在這個現代醫學唯我獨尊的年代,我們忘了醫學其實是一項《無法確定的藝術》。在這個資本主義名利至上的年代,我們也和應有的《醫魂》漸行漸遠。

十四年前,從醫學院畢業,我想起我們舉起右手大聲許下的希波克拉提斯誓言,里面一句話如是說:『我將畢生以純潔與神聖來捍衛我的生命和藝術。』(In purity and holiness I will guard my life and my art.)

想到這句話,我的冷汗不禁誠恐誠惶的涔涔淌下。